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（3 / 4）

千斛。邢峦攻破宿豫、淮阳二戍，获米四十余万石。侯景之围台城，亦食石头常平仓。（见第三节。）凡此皆赍盗粮而已。即不为敌所因，亦有不能自保者。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：咸宁四年十月，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，焚谷米百八十万斛。据《王浑传》，所焚又有稻苗四千余顷。稻苗固难刈获，积谷亦未易迁移，然独不能自焚之乎？使佛狸南犯之时，是处坚壁清野，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，悉行焚荡；虏马虽健，能以饥军纵横于无人之地乎？固知焦土为御敌之上策矣。

王羲之（约321—379）曾担任会稽内史，领右将军，人称“王右军”、“王会稽”。其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，被后人誉为“书圣”，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“二王”。

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：羲之为会稽内史，遗谢安书曰：“仓督监耗盗官米，动以万计。吾谓诛翦一人，其后便断，而时意不同。近检校诸县，无不皆尔。余姚近十万斛。重敛以资奸吏，令国用空乏，良可叹也。”《周书·裴侠传》：“侠迁民部中大夫。时有奸吏，主守仓储，积年隐没至千万者。及侠在官，厉精发摘。数旬之内，奸盗略尽。”仓储之难于管理如此，故后世积谷，多改储银钱。其弊则在荒歉之际，无由易为粮食。社仓之制，分谷诸社，令人民自行掌管，善矣，然民或不能自理，而至移之于县，则其弊亦与官所设仓同。愚谓各地仓屋，宜悉由官造。商人之贩易米谷者，皆不许自建仓屋，而责其必僦储于官仓。官所造仓，易于合式，米谷存储，难于变坏，其善一也。可度远近适中，水陆利便之地造焉，平时既利转输，战时亦易移徙，其善二也。商人之营米业者，储谷于官仓若干，则官责其代管官谷若干，凡出陈易新，及严防耗坏之事悉属焉。此系以国权责成米商，不许辞避。存谷可分定期、不定期二种，一如银行存款。需用提取，悉按定章。寇至，责其运至后路，费由官给。不能运者，亦即责其焚毁。民间亦可存谷与商人，一如存钱于银行。如此，官民皆省管理之劳，而度年岁上下，外路来源多少，以定存谷之多少，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为之，其计画必较徒事敷衍之官吏，不习其事之人民为精。不须存留，即可运用。不虞空乏，又免死藏；寇至易于运走，否亦不至资敌；一举而数善备焉。逮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，此在今后，允宜惩前而毖后者也。

耕九余三之制，昔人侈为美谈，然此特小国寡民，一切悉恃自给之世为然耳，交通便则通工易事之范围广，与就一地方而调其丰歉，自不如合各地方而剂其盈虚矣。夫如是，则转漕必不可免。其利害，亦有宜详度者。魏显祖因民贫富，为输租三等九品之制：千里内纳粟，千里外纳米。上三品户入京师，中三品入他州要仓，下三品入本州。（《魏书·食货志》。）北齐河清三年定令：垦租送台，义租纳郡。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：上枭输远处，中枭输次远，下枭输当州。仓租入台者，五百里内输粟，五百里外输米，入州镇者输粟。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。）此为经常之制。魏孝文大和七年正月，诏青、齐、光、东徐四州之民，户运仓粟二十万石，送瑕丘、琅邪，复租算一年，此则临时之措置：凡所以均漕转之劳也。然此究不易均平，且其间极易丛弊。《魏书·李传》：为大仓尚书，用范檦、陈端等计，令千里之外，户别转运，诣仓输之。使所在委滞，停延岁月。百姓竞以货赂，各求在前。远近大为困弊。此其显而易见者矣。韩麒麟言绢布之输，于民为利，盖以此也。欲救此弊，则宜多置仓及于紧要之地置仓。齐神武迁邺之后，于诸州缘河津济，皆官仓贮积，以拟漕运。废帝乾明中，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，岁收数万石，自是淮南军防，粮廪充足。孝昭皇建中，平州刺史稽晔建议，开幽州督亢旧陂，长城左右营屯，岁收稻粟数十万石，北境得以周赡。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，以给河南之费，自是稍止转输之劳。则其事也。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。）然终不易使各地方一皆丰足，而一有荒歉，则穷僻之地，仰转输以资接济，为尤难焉。《北齐书·李元忠传》：天平四年，元忠除光州刺史。时州境灾俭，人皆菜色。元忠表求振贷，俟秋征收。被报听用万石。元忠以为万石给人，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，徒有虚名，不救其弊。遂出十五万石以振之。夫一光州，薄振即须如是，而论积贮，则东晋京都诸仓，总计不过五十余万，欲求振给之遍，岂不难哉？故在北方，偏多移民就谷之举。神瑞二年之困，从崔浩、周澹议，分民诣山东三州。大和十一年之旱，亦诏听民就丰。行者十五六。道路给粮廪。至所在，三长赡养之。遣使者时省察焉。（《魏书·食货志》。）此岂不重为烦费？延昌元年，诏河北民就谷燕、恒二州，又诏饥兵就谷六镇，则其相违弥远矣。相违愈远，则其旋反愈难，宜乎李彪之病之也。故欲谋是处之丰足，仍赖商贾之流通。官家亦有自为买卖者，是为和籴。魏世韦为荆、郢和籴大使，（见《魏书·韦阆传》。）孙绍为徐、兖和籴使，鹿悆为河北五州和籴大使，特以使臣主其事，视之可谓颇重。齐神武谋迁邺，运诸州和籴粟入邺城，（《北齐书·本纪》。）盖其所积者实不少也。迁邺之后，常调外逐丰稔之处，折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