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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也要绷着一点，现在不答应，但又不让洋和尚们完全失去希望，等到条件合适的时候在出手，尽可能卖一个好价钱。

同时商毅也并不担心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下去之后，在未来会发展到影响朝廷决策的庞大势力。因为且不说在另一时空里，在西方列强的巨舰重炮开路下，天主教都没能统治得了中国人的思想，更何况这时的天主教本身以经在欧州以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
而且中国本身还有佛教和道教这两大宗教存在，在这种宗教市场几乎以经饱和的状态下，天主教想在中国站稳脚跟，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根本就做不到。更匆论是介入政治领域了。而等到几百年之后，世界都以经进入了现代社会，一个没落了的天主教，还能翻得起多大的浪花来。

但对汤若望的问题，商毅也不能不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因此道：“神父了解我国的情况吧，应该知道我国有不少住在家里的佛教信徒。”

汤若望怔了一怔，但马上明白过来。道：“将军是说的居士吗？”

由于受利玛窦神父“合儒超儒”传教策略的影响，汤若望和同伴刚到中国时，不仅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，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，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。甚至会入乡随俗，脱下教袍，换上僧服，住进中式房屋，以增加中国人的认同感，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。

研究中国文化，自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佛教，这几乎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潜在对手。汤若望当然知道，想要成为佛教徒，同样要经历过一番类似洗礼的仪式。但按佛教的理论，只要是心里有佛，无论是否在庙宇中生活，无论是否接受过洗礼仪式，似乎都能够成佛，既得到佛教的认可。因此在中国有一种教名叫居士的人，大多都是官员，文人、士大夫，他们平时的生活与正常无异，可以不受任何佛教律条的约束，但依然可以被视为佛教徒，另一种形式的佛教徒。

尽管为了多发展信徒，天主教会放宽了许多限制，只要是接受了洗礼，就允许教民信奉其他宗教，可以在教堂里举行祭天、祭祖、甚致拜孔子的仪式。但汤若望还是不能理解佛教中的这一规定，接受洗礼，是天主教徒的最基本条件，如果连洗礼都不接受，还能称得什么信仰吗？要这样的教徒又有什么用呢？因此也百思不解。

但听商毅这么一说，汤若望立刻醒悟了过来，不得不承认，佛教的这一手确实十分高明。任何一种宗教，对信教的人都有一些教规限制，尽管天主教对这些教规的执行十分宽松，基本是睁一眼闭一眼，但和佛教的这种制度比起来，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，对于居士而言，只用在家里念几句经就够了，同时依然可以享受世俗的一切生活，还不违返教义，猫照吃鱼、狗照吃肉，奥特曼照打小怪兽，而且死后照样能升入天国——成佛。

说白了就是让你先免费注册，然后再慢慢发展会员。这样的好事自然谁都愿意干了。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算坚定，但至少在无形中为佛教又增加了一大批信徒，形成了庞大的信徒基数。而有了这个基数，自然可以再从其中发展信仰坚定而纯洁的信徒了。同时也使佛教在中国久盛难衰，尽管中国出过几位禁止佛教的皇帝，但依然无完全禁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。

想到这里，汤若望也有些兴奋，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在中国传教的新路。但转念一想，不禁又有些泄气了。且不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，就是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的现任会长龙华民神父，恐怕也是不会同意的。

和前任利玛窦相比，现任的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神父的宗教情绪更为狂热，而且传教思想也更为激进，他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，影响了天主教的“纯正性”，才导致发展教徒速度太慢。因此在利玛窦去世之后，龙华民开始改变利玛窦的传教路线，坚决排斥儒家思想，严禁中国教民信仰其他宗教，在教堂从事与天主教无关的活动。

可惜中国不是美州大陆，也不是马尼拉，更不是另一时空的晚清时代，天主教这样的做法，只能激起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，结果在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酿成“南京教案”，使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度遇到很大的困难。在同年，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三次上疏参劾耶稣会士图谋不轨，未得获准。8月底，他交结其他官员，逮捕并关押传教士、教徒，掀起反教会运动。

要不是当时后金兴起，明朝还需要这伙传教士帮助铸造火炮，而且又多亏了徐光启等人上书，极力分辩，万历皇帝才撤除禁令，传教士才得以继续传教。但传教事业却大受打击，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，但也没有恢复到利玛窦开创的局面。这也时汤若望看重商毅的缘因，他现在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找到第二个徐光启。

虽然“南京教案”发生之后，龙华民被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，但在本质上，他还是不赞这些不纯正的传教方式。不过汤若望的宗教信仰并不少于龙华民，但在变通方面却比龙华民强了许多，同时他在明朝的影响力以经远远高过了龙华民，因此完全可以绕开龙华民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传教。用中国话，这就叫做